本文暂定为《台湾这 77 年》系列的最后一篇,回到台湾地区引以为傲的选举政治。
战后七十余年,台湾社会经历了制度转型。1987年解除戒严,1991年终止“动员戡乱时期”,1996年首次举行地区领导人直选。此后,2000年、2008年、2016年三次政党轮替。
选举,让民众有了表达意愿的渠道,也让不同政党走上竞争执政的道路。谁取得权力,由选票决定;取得权力以后做得怎样,要由监督和施政结果检验。房子买不买得起,工作稳不稳定,孩子有没有人照看,老人能不能得到照护,这些日常问题,成为民众感受选举制度的落脚点。

协商难度重重
2024年1月13日,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投票率为71.86%,当选组合获得558万余票,占有效票40.05%。同日选出的第11届立法机构共113席,中国国民党52席,民进党51席,台湾民众党8席,无党籍及未经政党推荐者2席。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单独过半。
没有单独过半,协商本应成为常态。预算怎么编,法案怎么审,人事怎么处理,都要在分歧中找出多数人能够接受的办法。现实中,不少议题却卡在程序上。行政部门推动政策,离不开立法机构审议;立法机构监督行政,也需要具体政策和完整资料。彼此长期把对方当作政治对手,公共事务决策往往就停滞在原地。
2025年度台湾地区总预算案,2024年8月底送交立法机构审议,11月8日才进入委员会审查程序,2025年1月21日三读通过。审议拖得过久,社会项目、行政服务和地方执行都到受影响。最后等待结果的,仍是普通民众。
宪政机制面临阻滞
2024年8月,台湾地区领导人提名7名司法院正副负责人及大法官人选;同年12月,7人均未获立法机构同意。2024年10月底,7名大法官任期届满后卸任,在任人数由法定15人降至8人。而2025年1月生效的《宪法诉讼法》修正条文规定,宪法判决和暂时处分的评议,参与大法官不得少于10人。当时在任人数未达到这一门槛,宪法审判机制的运行遇到了困难。
政治攻防让民生问题空转
2024年第四季度,台湾地区全国中位数所得家庭的房贷负担率为46.62%,房价所得比为10.76倍;台北市房价所得比达到16.43倍。2024年,工业及服务业全体受雇员工每月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46450元新台币,中位数为37274元新台币。平均数和中位数相差9176元,这道差距会落在不少家庭的日常账本上。
人口变化也没有留下多少腾挪余地。2024年,台湾地区新生儿为134856人,比上年减少715人,已连续9年下降;年末65岁以上人口为448.87万人,占总人口19.18%,0至14岁人口占比为11.72%。托育、教育、医疗、长期照护、就业和财政,都需要持续投入。
很明显,这些问题靠选举、靠口号是解决不了的。
执政者要拿出施政结果,在野党也应把监督落在要害处。该办的事,总要办下去;该解的问题,总要解开。民生难题拖得越久,政治攻防就越显得空转。
结语
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,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。无论岛内政治如何轮替、选举如何喧闹,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,也挡不住国家统一、民族复兴的历史大势。统一是两岸同胞共同利益所在,也是台湾社会走出内耗、安定发展、共享民族复兴荣光的根本出路。
来源:湖畔看局(微信公众号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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